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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何以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?|熊月之“城市比较优势与江

来源:新店新闻 2019-11-13 11:49:31

新店新闻
内容提要:开埠以后,上海文化地位迅速崛起,至迟到20世纪初,就已经成为江南文化中心。1900年,上海人口超过100万,已是中国最大城市。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。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,与江南城市格

观点:从长期来看,江南文化中心有两种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。

近代上海因其经济地位成为第二个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。在上海于1843年开放港口之前,它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。它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地位远不如南京、杭州和苏州。港口开放后,上海的文化地位迅速提升,到20世纪初,上海已成为长江以南的文化中心。其象征性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:

一是文化人才的聚集。朱雄、张雄、任雄、胡远、许固、朱福、赵钱智、蒲华、钱惠安、任勋、任伯年、吴友如等众多非上海画家因各种因素移居上海,形成了“海派”。王涛、李山岚、徐寿、方恒、沈玉贵、袁祖智、李伯元等许多知识分子都擅长科技、文学或诗歌。他们从苏州、常州和杭州聚集在上海。

二是引领新理论和新思想的潮流。19世纪下半叶,中国主要有九个引进西方学习的机构,其中七个位于上海,包括马海书馆、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光绪研究所。超过70%的西方书籍来自上海。西方新理论和思想的引入,无论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地质学、生物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新闻学、进化论还是民事契约理论,几乎都是先来到上海,然后传播开来的。

三是引领新闻出版潮流。近代江南的一些报纸,如《申报》和《报纸》,以及一些新的出版产业,包括平版印刷技术和铅印技术的引进,都始于上海。尽管中国古籍出版了,但上海在19世纪中后期远远超过了苏州和杭州。上海完成了大量重印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裴文运府》等古籍。

上海开埠前,它在长江以南的文化地位不高。科举不如苏州、杭州、常州等地繁荣。产生的文化名人没有苏杭常州的辉煌,尽管他们有沈璐和徐光启这样的辉煌。即使在松江府,上海县的文化氛围也常常被士大夫所鄙视。明朝郑德的松江官方记录说:“与郭相比,美国以外的县更为平原和繁荣,但我的松树正好相反。它覆盖了东北部的五个城镇,所以它是一个海商追求抱负的地方,而它的南部纯粹是为了耕种和编织,所以它不同于他们所学到的。一个高水平的政府城市的习惯是墨守成规,害怕清晰的讨论,而它的流程过于狭窄。上海人的普遍幸福源于高昂的情绪,但它的流动也过于夸张了。”所谓“东北五乡”是指上海。这意味着上海县的人民不像松江区的人民那样简单、质朴和守纪律。这个地区更注重文学,上海更注重商业。

港口开放后,上海迅速成为长江以南的文化中心,主要是因为上海城市性质的变化,因为上海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,也因为上海与长江以南其他城市关系的变化。

上海开埠后,由于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,很快成为长江以南的第一个城市。19世纪60年代以后,它的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、南京和杭州。1900年,人口超过100万的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城市。1919年,上海人口245万,杭州65万,苏州60万,宁波45万,绍兴45万,南京40万。上海的城市人口几乎等于长江以南其他城市的总人口。1947年,上海人口430万,南京103万,杭州61万,苏州39万,无锡27万,宁波25万,镇江22万,金华21万,绍兴18万,永嘉15万,常州13万,青浦、常熟、嘉兴各10万,松江、嘉定70万除上海外,这些城市的总人口为393万。换句话说,上海以外的江南城市的总人口只有上海的9/10。

聚集在上海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江南人。据统计,1930年,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口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.4%,占中国人口的85.5%。1950年1月,江苏、浙江和上海的当地居民占上海总人口的88.9%。由此可见,在近代上海,江南占了80%以上。

在工业方面,近代江南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都集中在上海。中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。据统计,1912年以前,上海有48家中资企业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和杭州有15家。从1912年到1918年,上海增加了94家中资企业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和杭州增加了43家。从1919年到1923年,上海增加了170家中资企业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和杭州增加了48家。到1923年,上海有312家中资企业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和杭州有106家。这显示了企业在上海聚集的趋势和比例。

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,与江南城市格局的突然而显著的变化有关。从1860年到1864年,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。南京、苏州、常州、杭州、宁波和绍兴都被太平军占领了。长江以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,大批人涌入上海。战争结束后,尽管许多人回到了他们的原籍,但仍有不少人成为了上海居民。上海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,更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。由于租界的存在,上海自1860年以来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。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争,包括中国的国内战争(太平天国战争、1911年辛亥革命战争、江浙军阀战争)、中外战争(中法战争、1894-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)和中国领土上的对外战争(日俄战争),上海都保持中立,置身于战争之外。这种战时中立得到了历届中国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认可。

上海迅速成为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,这与租界的商业环境有关。与战时中立相一致的是,上海租界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和通过,中国警察不得进入和执法,中国政府不得对租界内的中国人征税。这些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,没有法律依据。然而,其结果是,租界内的中国商人被租界外的各种势力(包括清政府、北洋政府、军阀和土匪等)所阻挡。)。租界的能源供应、融资环境和人才聚集也为华商提供了更好的商业环境。

在人类的各种需求中,安全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。1860年以后,安全是上海城市群中最重要的因素。结果,人口集聚、人才集聚和财富集聚,中国最富有的地区江南的人口、人才和财富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和速度聚集在上海,江南文化中心自然转移到上海。

明清苏州和近代上海都是经济文化中心城市。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。苏州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对外封闭的时期,也是内河运输发展的时期。上海的全盛时期是中国被动对外开放的时期,也是航运发展的时期。大运河畅通无阻,河流交通发达,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壮大。大运河淤塞,航运发达,沿海城市发展,运河沿岸城市衰落。

然而,作为一个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城市,上海和苏州的形成机制和社会背景是高度一致的。它们都位于交通枢纽,便于海外联系,依托江南广阔的腹地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。自从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开放以来,其商业环境的优势早已为敏感的苏州商人所熟知。尤其是1860年以后,苏州的危险和上海的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常识。结果,苏州商人和学者涌入上海。正如鲍肖天所说:“事实上,苏州商人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个来到上海的人。当时的主要业务,如珠宝、丝绸和缎子、药材、人参和天鹅绒、典当以及银行和金店,都是苏州人创办的。说句可耻的话,因为苏联商人的发展,妓女也借讲故事,所谓书屋,而成为了苏联。上海在逐年发展,所以几个大商人,宁波人,广东人和各省的人都来了。然而,宁波帮和粤帮都是海岛人,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点异国情调,而苏刚人是大陆人,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意有中国文化的精髓。然而,近年来,苏族人利用了他们的优势,想分享我的一份。因此,越来越多的人搬到上海,在上海建立房地产业务。”包肖天也是从苏州移居上海的苏州人之一。他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总体特征。

作者:熊月之(本文摘自作者在“首届长江三角洲江南文化论坛”上的主旨发言)

编辑:刘丽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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