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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朝最短命的皇帝,被慈禧打压了一生,死因至今成谜

来源:新店新闻 2019-11-01 17:37:41

新店新闻
内容提要:国家要鼓励种田,积极发展农业,建设军队。李克学自“儒家”,后又成为“法家”的“开创者”。魏文侯的这些举动,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引起不小的反响,并“得誉于诸侯”。但是,一对比,就可看出二人的“高下”了。但是

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,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。

到晋平公时,韩、赵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。后来,赵把范、中行氏灭掉后,公元前453年又联合韩﹑魏灭掉了智氏,晋国公室名存实亡。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﹑赵籍﹑魏斯为诸侯。到公元前376年,魏武侯﹑韩哀侯﹑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公室。

晋国“一分为三”后,战国时期率先崛起的大国,则是魏国,这也是其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。当时,秦国还没有这个“觉悟”;齐国只是个傀儡政权;楚国呢?大家都忙着内斗。没有外敌的虎视眈眈,魏国当然就可以安心的发展自己了。

它的地理位置,正处在当时经济和文化相对最发达的中原地区,领地横跨黄河,包括现在的山西南部、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部分地区。这其中,起到决定性的因素的,则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俩,他们“聚集人才”,“因人而用”,精心打理国家,使其成为了“一霸”。

在对外策略上,魏文侯讲究的是“和气外交”。韩国和赵国都分别找过他,要借兵攻打对方。他就说:“你们都是我的兄弟,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答应。”对此,韩、赵二国开始相当愤怒,后来,才明白这是为他们好,所以,三方又坐在了一起,魏王自然就成了“盟主”。

在国家管理方面,他很是注重人才的挖掘和培养,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治国思路,将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用,让各方面的利益达到最大的平衡。战国的改革,从三晋开始,又以魏文侯任用李克(李悝)变法为先,其变法核心就是:“富国强兵”。

国家要鼓励种田,积极发展农业,建设军队。李克颁布了《法经》,提出“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、贼”,就是说“国家一定要有有效的措施,来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”。这部“法典”后被商鞅带到了秦国,成为他以后变法的“指南”。

在《晋书·刑法志》中就有记载:“秦汉旧律,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(克)... ...著《法经》。”以及“商君受之以相秦。”李克学自“儒家”,后又成为“法家”的“开创者”。用钱穆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的《序》中的话,就是,“法学”是从“儒学”而出。

但是,儒家思想在治国时,如果,没有“法治手段”,就谈不上真正的“务实”。这在以后的历史中也被证明了。如:李世明和贾谊,都是“崇尚儒学”之人,但是,在政治作为上,依然有“法学”痕迹可循。

追根溯源的话,就是从李克这里开始的。他是魏文侯的老师,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“收录”了他的一件趣事:

一天,魏文侯请教他如何挑选“国相”,当时,有两位候选人,魏成与翟璜。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只是说了说自己“如何看人”。

他说了五条标准:

第一,看其平时和谁走得近。

第二,看其富贵时交往的朋友。

第三,看其显赫时,会保举谁。

第四,看其困难时,不做哪些事情。

第五,看其贫穷时,不挣哪些钱。

魏文侯听闻后,心中已经有了答案,非常高兴他的老师教给了他这套“识人之术”。他的这套“用人理论”就是两点:

1、行动比说的重要;

2、人可以按“群”进行分类。

他教完学生就打算回家了,刚出门,就碰到了翟璜,笑着问他:“听说国君今天要定下国相了,是谁呀?”他很直接:“我猜啊,国君应该看好魏成。”翟璜的脸立刻就拉下来,很是不忿:“我哪里不如他?”

那么,二人的差距究竟在哪里?

魏成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,广纳天下人才,向国君推荐的卜子夏、段干木和田子方,都是赫赫有名的儒学高人。其中,卜子夏师从孔子,擅长“文学”。后来,有人甚至说他和其他门人编撰了《论语》。他在魏国传播思想时,自成一派“西河学派”,也培养出不少人才。李克推崇“法学”,同时,又研究“儒学”,未必没有他的影响。

统治者真正开始“奉行”“儒学”,可以说,是从魏文侯起了头。他从子夏那学习经艺,请教不愿为官的段干木如何管理国家,聘田子方为客卿,他就是子贡的入室弟子。魏文侯的这些举动,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引起不小的反响,并“得誉于诸侯”。在《史记·魏世家》就说了一则故事,秦欲向魏宣战,被人阻止了。

理由就是:魏国的国君尊敬人才,善待国人,举国齐心,此战未必能赢。

当然,翟璜也推荐了一些人才,如:吴起,西河郡守名将;如:西门豹,将邺地治理相当好;如:大将乐羊,拿下中山国,包括屈侯鲋,这是太子的老师。

但是,一对比,就可看出二人的“高下”了。

前者推举的人才,不但有道德上的优势,而且,看事情的视野更加开阔,格局更大。后者推荐的人才,就具体事情而言,做的非常优秀。但是,魏文侯更需要的是,能“治国、平天下、修身齐家”的人,是可以成为他老师的人。所以,翟璜输就输在了“识人”的“高度”上。

李克就认为,国家不但需要各种领域的专家,还更需要可以让统治者提升其自身认识的“老师”,这就是所谓的:“五常异禀,百行殊轨,能有兼偏,智有短长。”

一日,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起用餐,听着伴奏,然后,说话了:“我咋觉得这左边的钟声,音量高些呢?”

田子方笑笑不说话。

国君不明白了:“我说错了?”

他这才开口:“为臣听说,为国君者,重心应放在如何识人,而不是识别声音。如今,看国君您心思放在了‘声音’上,为臣很是担心,这会影响您对官员的判断。”

他的意思是:领导者的注意力应是观察“人”是否合适,而不是去“评论”一两件具体事情,这也就是管理的精髓了。

一次,魏击(魏武侯)在路上遇到田子方,下车行礼,他没有还礼,魏击不悦,冲着他大声说:“是富贵者可以高傲呢?还是贫贱者?”

他很是平静回答:“只能是贫贱者。你看看那些诸侯国,以及士大夫们,无一不是由于‘高傲’失去了其国家和封邑。最后,再拿回来,谈何容易?我一介贫贱之人,到哪还不是一样?”

魏击这才明白过来,连忙谢罪。

他这种教育太子的方式,值得人深思。作为一国之君,就应该比他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才会有所担当,自己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。

在《稽古录》卷十六《历年图序》中,司马光阐述了“五种”统治者:

“创业”、“守成”、“陵夷”、“中兴”和“乱亡”。

区分他们的,不是能力高下,而是自我管理能力的高下。

司马光认为:对于中等才能的领袖者而言,如果,可以很好约束自己,至少不会让自己的“家业”坠入衰败。

魏文侯治理国家,很有自己的一套经验,也让后人看到了其成效。这些,不但成为了后来中国帝君们学习的“范本”,也给了现在的我们很好的“案例”:要走到更高的平台,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管理自己,这样才会有机会和能力管理更宏伟的事业。

参考资料:

【《三家分晋》、《晋书·刑法志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、《史记·魏世家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稽古录》卷十六《历年图序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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